​喝半斤黄酒是什么酒量(喝一瓶黄酒是什么酒量)

喝半斤黄酒是什么酒量(喝一瓶黄酒是什么酒量)

喝半斤黄酒是什么酒量，不喝就是不给面子。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很常见，他们往往不懂得尊重别人，只会一味索取，从不付出。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远离他他们，因为他们不值得你为他们付出。一个真正有修养的人，不会随意去评价别人，更不会在背后议论别人。他们会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自己的能力，让别人看到他们的优秀。而那些没有修养的人，总是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甚至还会说一些难听的话。

二一、机关算尽

南京解放后，还占据着上海的敌人在进行垂死挣扎。党组织根据形势，决定在087交通站设置一部电台，以便可以迅速把上海传送出来的情报通过无线电波及时报告中央。

这时的今州，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段。朱维信的警察局长职务是省政府任命的，可镇江已经解放，省政府有没有还不知道，当然就顾不上管他了。幸亏朱维信长期以来脚踏两只船，另一只踩在“保密局”船上的脚还有人管，“保密局”通知朱维信：做好动身准备，只要共军打到苏州，就以“赴沪开会”为名撤往上海；在撤离前，须把今州共党分子、异党帮伙（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进步人士）、党国叛徒等解决掉。

朱维信明白大势已去，遂着手做逃亡准备。到这当口儿，朱耀先就没必要再留在一源堂了，朱维信打算安排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先行赴沪。出于保密和安定人心的需要，他想把这件事做得从容些，不料这一从容，差点儿导致朱耀先又变回疯子。之所以说“差点儿”，那是因为我爷爷手下留情——

一周前，组织上派来的地下报务员小莫携电台来到今州，住在一源堂内宅二楼以前两个姑姑所住的卧室，电台则密藏于家堂内。小莫白天休息，晚上工作，我父母给他打下手。午夜过后，他们就把电台从家堂里取出，在临河的阳台上架起天线，小莫发报，我父母望风放哨。一般都是在拂晓前结束工作，他们再把天线收起、电台藏好，然后休息。父亲最多只能睡到七点就必须起来去前面店堂准备营业，不是人手不够，而是生怕引起朱耀先的怀疑。

那天，朱维信来一源堂对爷爷说，他在上海的一个长辈亲戚病危，朱耀先是过继给对方做义子的，要去尽一份孝心，为老人送终，办理继承遗产的手续，所以要请一段时间的假。爷爷自然看穿了朱维信的意图，知道他打算脚底抹油了。

次日中午，爷爷让刘九龄从天益馆订了一桌酒席为朱耀先饯行。事后回想起来，朱耀先那段时间的精神似乎有些异常，可能跟暮春季节精神病人容易情绪亢奋有关。朱耀先嗜酒，学徒期间他在一源堂吃午饭，是没有酒喝的。今天情况特殊，爷爷允许他喝一点儿，他就更兴奋了，絮絮叨叨不算，还不着边际，令人摸不着头脑。席间，陆巧玲不住地跟我母亲抱怨，说朱耀先如何如何精力过剩，经常半夜突然起来，打开留声机，拉着她一起跳舞，把一家人闹得不得安生。

酒席结束，朱耀先喝得有些过量，已经歪在椅子上睡着了。陆巧玲想把朱耀先弄醒，却是徒劳。我父亲说，那就让他在这儿睡会儿吧。我母亲随即取来一条毛毯给朱耀先盖上。陆巧玲惦着家里的儿子，就先回去了。

如果不是这时正好有一份紧急情报送来，我父母是不会离开客厅让朱耀先一个人待着的。这是一份手绘的上海浦东高桥一带国民党部队防御阵地的草图，爷爷先用他那套简易密码进行了转译，再让我父母把他转译出来的文字译成电码。根据情报工作的保密规定，报务员不能知晓他所收发的电报内容，他经手的不过是一组组阿拉伯数字而已，所以，尽管时间紧迫，小莫这会儿在楼上的小屋里闲得没事干，看《三国演义》打发时间，也不能劳驾他动手相帮。

我父母和爷爷正在内堂楼上书房里紧张工作的时候，忽然一阵脚步声，奶奶急促地叩门：“不好了，耀先跟小莫打起来了！”

用“石破天惊”来形容他们三人当时的震撼毫不为过：一源堂的地下电台是绝密，别说电台和报务员小莫了，就是天线也不能让外界察觉到一丝一毫。一源堂的员工中，除了朱耀先都是清一色的地下党，即便如此，也只有刘九龄和我父母知晓这个机密。朱耀先刚才明明睡在客堂里，怎么跟小莫撞上了？

小莫是侦察兵出身，已经把朱耀先制服了。爷爷看看现场，还真有点儿惊心动魄，朱耀先竟然已经掀开了与家堂连通的那两块地板，正要把收发报机从里面拎出来，让闻声出来查看的小莫逮个正着。

爷爷看着灰头土脸的朱耀先，吩咐我母亲打盆水上来让他擦拭干净，然后让众人回避，他单独跟朱耀先聊了一会儿，总算弄清楚，朱耀先此举并非受其老爸指使，而是纯属偶然——

刚才大家在后面忙活的时候，朱耀先睡醒了，却不想起来，躺在藤椅上仰脸望着天花板，看到了外表脏兮兮的家堂。精神病人的想法谁也猜不透，天知道他怎么突然对家堂产生了兴趣，随即搬了张凳子过去，站上去还够不着，又把吃饭的八仙桌搬过去。这回他看清了，家堂的顶部竟是紧贴着天花板（即二楼地板）的。完全是出于好奇，他跑到楼上的相应位置，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挪开小床后，竟然发现了多年前蓝壮壁那帮特务都没发现的机关。

朱耀先是否知道他看见的东西是电台呢？知道。因为朱维信是“保密局”高级特工，家里就有一部这样的电台，朱耀先平时经常看老爸摆弄。这样，087交通站的重大机密就因一个疯子的误打误撞暴露了。现在该怎么办呢？爷爷当即下令，让刘九龄护送小莫，带着电台立刻转移至郊区备用点。

转移了小莫和电台，接下来就是处置朱耀先了。按照地下工作的规矩，遇到这种情形，朱耀先只有死路一条——不能说他一定会出卖一源堂，但同样也无法保证他能对其老爸、老婆守口如瓶。可是，如果朱耀先在这个世界上凭空消失，朱维信那一关怎么过？因此，爷爷要想出一个办法，既保住朱耀先的性命，又不让他泄露机密。

这个办法很快就出台了：爷爷当初是用一根金针把朱耀先从疯子变成正常人的，现在，还是用一根金针把他打发回疯子时代。不过，爷爷手下留情，他这一针起作用的时间不长，大约三至六个月，朱耀先就可以自行康复。

朱耀先挨了一针，立刻睡觉，还是躺在客堂里的那张藤椅上。一小时后，陆巧玲来了，他还没醒。我父母都心情紧张地盯着他，只有爷爷心里有数，一脸淡定地去店堂忙生意去了。

陆巧玲把朱耀先摇醒，朱耀先茫然地看着她：“你是谁？”

陆巧玲还以为丈夫在开玩笑，正要说话，猛不丁儿就挨了一记耳光！朱耀先从藤椅上站起来，推开陆巧玲，在客堂里东奔西突，见什么砸什么，被我父亲抱住。他已经不认识老同学兼师兄了，而且突然间变得力大无穷，小庆、小瑞加上我父亲三人合力，才勉强将其控制住。

陆巧玲立刻回家给朱维信打电话，朱局长带着两个警察赶到一源堂时，朱耀先正开始第二轮发作，不得已，朱维信让那两个警察给他铐上了手铐。朱维信向爷爷请教应该怎么办，是不是需要再往他心脏扎一针。爷爷说没必要，他这发作跟季节有关，过一段时间会好的。随即给开了点儿有安神镇静作用的中药。

爷爷开的药朱耀先有没有服用、效果如何，我父亲不清楚。当天深夜，朱维信就按照原计划把他老婆、儿子、儿媳和孙子送到上海去了。几天后，苏州解放，朱耀先一行从上海乘坐“国泰号”军舰去了台北。临离开上海前，朱维信给老婆打了个长途电话，说你们先去吧，在台北等着我，我很快就过去。可是，朱维信的这个承诺未能兑现。

改革开放后，跟我父亲一样已是耄耋之年的朱耀先从美国回今州探亲。几个还活着的老同学相聚，聊起往事，朱耀先说，他去台北三个月后就恢复了正常，只是记不起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是怎样从今州来到台北的。

朱维信把家眷打发走后，遂着手执行上峰的命令，一天之内，他下令杀害了三十一名被捕的中共党员、民主进步人士、有投诚意向的国民党官员。接下来，就轮到一源堂了。

此时的形势已经不容朱维信乐观，保安团官兵开小差者过半，剩下的正在打点行装准备逃跑；警察局也不断传来警官不辞而别的消息，甚至还有人自杀。到最后，他身边只有侦缉队长苟霄汉等七八个亲信了。朱维信最好的选择是赶紧逃跑——对于一源堂，他本可以网开一面，因为并无证据表明一源堂是中共交通站，他也不会因此承担任何责任。但朱局长惦记着一源堂，他必须把心上挂着的这笔账了结掉。朱维信跟苟霄汉商量下来，决定以“告别”为名在天益馆设宴，把一源堂东伙、家眷请去，席间一并解决，一个不留！

于是，朱维信驱车北大街，向爷爷发出邀请，爷爷连个隔顿都没打就答应了。我父母等人都认为朱维信可能要图谋不轨，爷爷却微笑道：“解放军的炮声已经听得这么清楚了，他朱维信还敢怎样？我还要劝他投降哩！不必担心，我们都去赴宴！”

朱维信离开一源堂，直奔天益馆，让井少岳安排一桌丰盛的酒席。井少岳还是那张见钱眼开的商人脸孔：“朱局长啊，听说共军就要打过来了，炮声都听得见了，这当口儿饭馆进货难啊，那价钱……”

“啥都别说了，这是饭钱！”朱维信掏出一根沉甸甸的“小黄鱼”塞到井少岳手里，井少岳立刻眉开眼笑，连连表示没有问题。可是，朱维信往下的话却把井少岳吓了个激灵，“这是一桌断魂酒，我要借贵处杀几个人，回头你们把尸首拖到后院挖个坑埋了。”

井少岳有些为难：“朱局长啊，您当着警察局长，干的就是杀人的活儿，可是，不是有规定杀人是在城外三天门吗，怎么杀到天益馆来了？此事一旦传出去，谁还敢来敝号吃饭？还有啊，也不知您杀的是什么人，回头人家江湖上的朋友找上门来，这个……”

“这是上峰的命令，我必须照办，否则就是抗命。说实话，以我跟他们的交情，还真不忍下手，可我还能怎么办呢？不瞒你说，我的家眷都已经送到上海去当人质了，我不干他们就没命了。没办法，只好自掏腰包置办一桌上等酒席为他们送行。至于你担心是否有人找天益馆寻衅，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朱维信掏出一纸布告递给井少岳，“回头你派个伙计贴到城门口去就是了。”

井少岳展开布告一看，上面写的是：“查一源堂中药店自老板孙景轩、孙恩亭父子以下各犯刘九龄、唐季娴、柯根发（老柯）、沈龙发（老沈）、欧小庆、顾小瑞系共匪，长期以来屡屡从事危害党国、祸乱民众之活动，今奉江苏省政府令，即予处决！”布告上每个人名都用朱笔打了勾，落款是今州市警察局，还盖着大印。

井少岳喜出望外：“朱局长啊，您这可是替井某人出了一大；口恶气啊！一源堂这伙人早该解决了。行了，就照您吩咐的办，不过，我想请朱局长在布告下面签上您的大名，免得回头您手下的弟兄把孙老板他们干掉后，一时手痒，把我井某也捎带了。”

朱维信嘿嘿一笑：“井老板，还真有你的。我这是执行上峰命令，何须灭口？好吧，权当让你放心办事，拿笔来，我签。”

井少岳随即把朱维信签了名的布告交给账房先生宝锦国，吩咐说：“马上派个伙计送到可靠地方去，万一朱局长手下的弟兄真的冲我们下手，这份布告也可为我等作个证。”

朱维信哭笑不得：“井老板，你可真是名不虚传的老江湖！行了，赶紧准备吧，客人马上就到了。”

待天色尽黑，我父亲几个随同爷爷走进天益馆。这等形势下，商店都已早早关门，谁还出来下馆子？饭馆里只有他们这一桌人，安排在雅间里，朱维信叫了苟霄汉陪同，还有七个特务藏在外面，苟霄汉一旦发出信号，他们就会冲进来动手。

正应了《红楼梦》里那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们还没来得及发信号，剧情突然反转，井少岳、宝锦国闪电般出手将两人控制住，外面埋伏的特务也被天益馆的伙计拿下。爷爷和井少岳四手相握，互称“同志”。这一声“同志”，已在爷爷和井少岳心底深埋了整整十四个年头儿。

说到这儿，读者应该知道井少岳和宝锦国的真实身份了吧？

1935年，组织决定在今州设立087地下中心交通站，考虑到白色恐怖下从事秘密工作的艰难程度，另设一个专门保护087交通站并协助交通站开展工作的小组，这就是以井少岳为组长的“032小组”——天益馆。井少岳、宝锦国都是参加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老党员，具有丰富的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同时又是帮会人士，对江湖上那一套了如指掌。他们针对今州地区复杂的斗争环境研究了一套工作策略：处处跟一源堂作对，使外界形成一个认识，即天益馆跟一源堂是一对冤家，以便可以在暗中更好地保护087。032小组的秘密，一源堂方面只有爷爷一个人知道。

这些年来，天益馆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及时把收集到的敌方动态提供给087，在一源堂面临危机的时候，一次次巧妙地、不动声色地出手相助：为了安全转移烈士遗孤柳毅君，向朱维信提供错误信息，以误导他的判断；在“西门事件”中故意搅局，使我父亲得以顺利把情报送出今州；协助一源堂为新四军运送特种物资（我父母“突击结婚”往玄妙庵运嫁妆那次，实际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宝先生为首的天益馆那伙人是敌人请来故意跟一源堂过不去的，敌人只想到搜查婚船上的嫁妆，根本没想到特种物资就藏在宝先生的那条丧船上）……

这次，032又及时出手，挫败了朱维信把一源堂赶尽杀绝的计划。这本来是一次非常完美的行动，哪知在最后的节骨眼儿上发生了意外。苟霄汉表面上服服帖帖，实际上一直动着反抗的脑筋。刚才控制住朱维信和苟霄汉时，两人的手枪已经给缴了。没想到，苟霄汉身上还藏着一把袖珍勃朗宁手枪，趁众人不备，他突然拔枪。宝先生离苟霄汉最近，见苟霄汉把枪口对准爷爷，飞身上去夺枪。苟霄汉是玩枪高手，瞬间调转枪口冲宝先生连开三枪。宝先生在胸部中弹的情况下，还是冲到苟霄汉跟前，伸手捏断了对方的喉管。

今州第一国术高手宝先生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二二、越狱潜逃

随着今州的解放，087交通站的使命也宣告完成，机构撤销，其成员的组织关系转到地方上，由中共今州市委分派新的工作。我爷爷孙景轩被市军管会任命为今州市工商联主席 ；我父亲孙恩亭接到命令，让他去市公安局报到；我母亲唐季娴被分派到市财政局；刘九龄的愿望是去部队，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组织上指派他担任一源堂所在的北区副区长。

当时尚未成立工商局，工商联行使着部分工商局的职能，但毕竟是社会团体，因此，我爷爷还是经营着一源堂中药店，照常行医。一源堂的四位店员老柯、老沈、小庆、小瑞，组织上对他们也有安排，但他们跟我爷爷感情深厚，不愿离开，仍旧留在一源堂。

032小组也已经完成了使命，天益馆关门了。这个小组的成员当时全部是从上海抽调来的，按照规定应该返回上海安排工作。但今州这边也非常需要人手，最后协商的结果是，井少岳留下担任今州市公安局局长，其余几位返回上海。听说组织上最初是要安排井少岳担任市军管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兼主管政法的副市长的，但因为宝锦国的牺牲，他一怒之下把朱维信和苟霄汉埋伏的那七个特务都干掉了，要不是我爷爷及时制止，朱维信的狗命怕是也保不住。这种行为是违反政策的，上纲上线的话，还属于严重错误，所以只好让他这个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屈尊一下了。

井少岳的办公室就是原警察局长朱维信的那间，不过，朱局长的那些豪华家具都被搬走了，井少岳只保留了一件——那口德国制造的保险箱。军管会的通知上只写着让我父亲去公安局报到，没说具体干什么。报到那天，井局长告诉他，让他担任侦讯科长。我父亲十分意外：“井局长，我从来没接触过这种活儿，恐怕干不好。”

井少岳当了局长，还是以前那副江湖腔调：“谁敢说你干不好老子抽他！凡是在白色恐怖环境中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的同志，都能胜任公安局的任何一个岗位。好了，闲话不说，言归正传。你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审查朱维信。”

今州解放前夜，朱维信在天益馆被擒，次日解放军就进城了，爷爷把他交给了接收警察局的军管组，强调这人是今州地区最大的反革命分子、特务、汉奸，必须严管。因此，朱维信被关进了看守所里的单人牢房。

井少岳出任公安局长后，曾去看守所看过朱维信，两个老熟人聊了两个多小时。本来，朱维信已经上了军管会首批处决的罪大恶极敌对分子的名单，可是这次谈话延长了他的生命行程。井少岳跟他聊下来，认为此人值得深挖一番，把他的历史和现行罪行都查一查，对今州的反特工作肯定有利。

主持对朱维信的调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挑战。他的工作有几个线头要抓：一是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地学习如何做好侦讯工作，除了阅读大量专业书籍、敌伪留下的技术培训资料、敌伪档案中的案例，更多的是向留用旧警察讨教；二是要安排侦讯科的日常工作；三是跟朱维信直接接触，通过讯问向其了解情况。这几个线头同时抓，我父亲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吃住都在公安局，有时去看守所跟朱维信聊得晚了，干脆找间空监房凑合一宿。

后来父亲对我说，他之所以能够迅速上手侦讯科长的工作，最好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朱维信。朱维信是留学德国的刑侦专家，又是经年特工，可以想见他在侦查和讯问方面的功底。当然，如今他们的身份各异，朱维信是未决犯，又是父亲的主要工作对象，父亲不会主动向他请教，朱维信更不会主动指点我父亲。我父亲从朱维信那里学到的东西，都是在讯问时同这个家伙的较量中获得的。

朱维信显然没把我父亲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辈儿放在眼里。面对讯问，他要么抵赖狡辩，要么就把责任都推给死人。比如，在日军占领今州期间，他多次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疯狂屠杀共产党员、民主人士和抗日志士，这是今州百姓人所共知的事实，对于这类情况，朱维信无法抵赖，就推说是水岛岗次郎逼着他干的，反正死无对证。

但是，随着父亲大量查阅敌伪档案以及对其他人犯的讯问、对留用警察的调查，掌握了更多的情况后，朱维信的谎言被一个个戳穿。这种讯问从1949年6月上旬持续到10月下旬，折腾了四个多月，朱维信的精神防线终于瓦解。

一个星期天，父亲得知朱维信发高烧，立刻赶到看守所，把朱维信从监房里开出来，急赴医院治疗。在医院输过液，高烧暂时退下去了。回看守所的路上，吉普车经过原朱公馆（霸占唐公馆之前的朱宅）附近的“良肴馆”，那是今州城一家比较有名的苏锡帮菜馆，朱维信以前经常光顾。正好前方有马车堵路，吉普停下，朱维信大概是触景生情，呆呆地望着外面，眼眶湿润了。于是，父亲决定私人掏钱请朱维信吃顿饭。

这件事惹得全局议论纷纷，有人还给市军管会打了小报告。军管会主任苏大任让井少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否妥当。井少岳当场回答：“妥当不妥当我最知道了，如果不妥当，我早就抽孙恩亭了！我正盘算着找个由头把他请客的费用报销呢。”

井少岳力挺我父亲，是因为次日朱维信就请看守所长何明晖给父亲捎话，要求提审。父亲知道，这块顽石终于低头了。这次见面，朱维信没管我父亲叫“孙科长”，用的是曾经叫了二十年的“恩亭”：“恩亭啊，我知道我这回是必死无疑了，不过，我还是愿意把你要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也算是对你善待我的一个回报吧。”

井少岳听了我父亲的汇报，大喜：“你去对老朱说，只要他彻底交代，我自带食材去看守所给他做两个菜，好好犒劳他一下。”

朱维信用十七天时间写了一份自传式的交代材料，父亲根据朱维信交代的情况，频频外调，上海、南京、苏州、镇江是跑得最多的地方，对交代内容反复进行核实，基本无误。井少岳没有食言，还真自掏腰包买了猪肉、黄鱼，去看守所亲自掌勺，给朱维信烧了他开天益馆时的两道拿手佳肴葱烤大排和糖醋黄鱼，还掏钱让看守员去买了一瓶酒。本来井局长准备叫上我爷爷，三个老熟人一起喝一杯，因为军管会临时有急事找他，就让朱维信独自享用了。饶是如此，后来搞运动时，此事也成了老井的一个大污点。

井局长还有一个把柄被人捏着，时不时要拿出来敲打一番——朱维信写了自传式的交代后，井少岳说老朱认罪态度不错，根据党的政策可以给予优待，把他的镣铐去了吧。本来，这根本算不上是一桩什么事，那时的看守所对于如何使用械具并无规定。可让人没想到的是，朱维信卸掉镣铐后，竟然成功越狱了。

朱维信越狱的日子很好记，那是1950年2月16日，庚寅年的除夕之夜。之前十来天，井少岳给我父亲下达了另一项使命：调查今州的第二号反革命分子、原今州保安团团总、伪军司令汤宗俊及其心腹、便衣队长蓝壮壁的下落。

汤宗俊、蓝壮壁是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今州的那天晚上双双失踪的，国民党接收今州后，曾调查过这二人的下落，还将汤宗俊列入“华东地区必须严惩的汉奸”名单，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特地派员前来督办，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现在，人民政府要为吴明全等革命烈士报仇，要为今州地区的人民群众出气，决定调查汤宗俊的下落。军管会还专门提出了要求：如果二犯还在大陆，哪怕躲藏在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缉拿归案，如果已经死亡或者逃离大陆，也要求拿出确凿证据，而不能是什么“据说”、“好像”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

我父亲被任命为调查汤宗俊、蓝壮壁二犯下落的专案组长。领受任务后，我父亲首先提审了朱维信，抗战胜利后今州地区追缉汉奸的活儿就是由朱维信主管的。

据朱维信说，当时江苏省政府和“军统”都下令要求追查汤、蓝二犯的下落，他就指派苟霄汉负责此项调查。苟霄汉领着几个特务东奔西跑折腾了一段时间，经费花了不少，却没什么实质性进展。警察局财务科长苗辛鑫几次三番跑到朱维信跟前嘀咕，说这等开支有贪污、挪用之嫌。大约在1946年深秋，苟霄汉曾向朱维信报告，有线索表明汤宗俊、蓝壮壁在上海董家渡一带做生意。朱维信给苟霄汉增派了人员，可是，二十来人在上海查找了半个多月，还是一无所获。朱维信意识到，这案子是个无底洞，不能再纠缠下去了。再说那时候社会上惩办汉奸的呼声也不如抗战刚刚胜利那会儿强烈了，他决定把这个案子挂起来，偃旗息鼓。

如果苟霄汉还活着，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比较详细的材料。可惜，苟霄汉在今州解放前夜被结果了，那些曾参与追缉汤宗俊、蓝壮壁的特务也是死的死、逃的逃，一个也找不到了。父亲只好另外寻找调查途径，查摸了几天，从一个留用警察那里得知，蓝壮壁在南京夫子庙有一个同胞姐姐，就带了助手小纪奔南京调查。

他们在南京待了数日，没有找到蓝壮壁的姐姐，但据夫子庙派出所的同志说，辖区里的确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妇人，后来不知搬到哪里去了。那时候没有电脑，南京这么大一个城市，要想从浩如烟海的户籍档案中查找一个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2月16日下午，我父亲打电话向井局长汇报情况，井局长说先回来过年吧，年后再作计议。

两人抵达今州时，已是大年初一上午八点多了。按照出差纪律，他们要先去市公安局报到。还没进大门，就觉得似乎气氛不对，门卫室的警卫从平时的一个增加到了三个，进进出出的各科室的同志，个个表情严肃，不论穿军服（当时还没有警服）还是便衣，腰里都鼓鼓囊囊的，一看就知道揣着家伙，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父亲跟小纪悄声嘀咕：“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的确出事了，而且是大事——朱维信越狱逃跑了！

两天前，看守所对春节期间的值班作了安排，决定除夕到年初三这四天的值班排班按照平时星期天的方式来执行，即两班制，日班警员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晚上接班的警员则要值到次日上午八点才能下班。值班人数跟平时一样，每班四名警员，其中两人在监房区域中间的岗亭里值守，另外两人则在监区外面的工作区域值守，分别称为“外班”、“里班”。至于看守所的警戒，则由公安部队（相当于现在的武警）负责，不过，未经看守所允许，岗哨是不能进入监区的。

这天晚上值班的四个警员中，三个是留用警员，一个是解放后在社会上招收的。新招收的那位，可能大家还记得，他是我父亲的小学、初中同学，名叫封炳麟——抗战前087交通站为转移烈士遗孤柳毅君策划的那场生日宴的受邀者之一。封炳麟的老爸是开豆腐店的，利润微薄，故其家境属于中等偏下，能供他读到初中实在不易。可惜，封炳麟初中毕业后未能考取高中，先是在家帮着老爸磨豆腐，后来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封炳麟曾为087交通站送过几次情报，但他本人并不知情。当时，他在东门外六里地的小升庄小学做代课老师，小升庄有个谭木匠，是受爷爷领导的地下交通员，经常利用走乡串村干木工活儿的机会传递情报。宪兵队对城门控制得甚紧，时不时的，水岛岗次郎还会突然出现在某个城门口，亲自指挥对进出人员进行搜查。为防万一，爷爷就让我父亲出面，以给谭木匠带东西为名，让封炳麟把情报送出去。东门的伪军班长系封炳麟的表兄，一般不搜查他，如果有特高课的人盯着，也只是象征性搜一下。偶尔遇到水岛岗次郎，封还会主动上前给水老师行礼，水岛岗次郎从没对他起过疑心，跟他闲聊几句后就挥手放行，有时还会送他一盒日本烟什么的。

为此，父亲对封炳麟总是有一种内疚感——万一出点儿什么意外，封炳麟就会稀里糊涂地跟着087一起掉脑袋。

解放后，学校编制压缩，封炳麟的代课生涯结束，重新回家做豆腐。正好军管会招收警员，父亲就跑了趟封家，鼓动老同学去报名，并竭力向经办同志推荐。经办人把封炳麟的名字报上去了，政审却没通过，有人说他老爸是豆腐店老板，出身不够条件。父亲只好去找井局长。井局长马上拍了板：“豆腐店、烟纸店都是小本经营，劳动人民啊，这个人我要了！”

封炳麟总算进了公安局。以他初中毕业的水平，在当时应该算是一块材料了，可还是给打发去看守所当了一名看守员。不过，他的工作表现不错，何所长两个月后就任命他担任组长，那天值班的另外三个留用警员都是他的部属。

这三个留用警员，年岁最轻的老容也已经四十四岁了，封炳麟就把老容和他自己安排在监区内的值班室，让另外二位在外面的工作区域值守。

今州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监区是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靠近工作区域那面墙的正中装着一道坚固的铁门，这是监区和工作区域之间的唯一通道。铁门两侧以及院子的另外三面都是监房。监区值班室位于院子的正中，这是一幢炮楼式样的两层建筑物，底层是值班室，四周都有窗子，二楼是休息室，但值班时通常是不能休息的，所以基本不用。二楼的楼顶是一个平台，四周砌着一米多高带有枪眼的围墙，人犯放风时，看守员就在这里监督。

晚上八点钟，封炳麟、老容进入监区值班，两人先在监房走廊里巡视一圈，检查了每个监房的门锁、栅栏以及人犯，对关押朱维信的那个位于角落里的小监房查看得特别仔细，并未发现异样。两人就放心了，回到值班室作了首次巡视监房的情况记录，然后就是喝茶抽烟、看报纸聊天。

按照规定，他们应该每隔半小时出来巡查一次。起初，他俩也是这么做的，但在巡查过晚上十点半那次后，两人不知不觉都睡着了。这一睡，直到下半夜三点多钟方才醒来。一看墙上的挂钟，两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封炳麟没有表，马上让老容掏出怀表核对，确实无误，三点半！像是要印证这个时间似的，远处传来了鸡鸣。封炳麟叫声“不好”，拔腿出了值班室，直接就往朱维信的监房奔。可是，已经晚了——监房的后墙被掏了一个大洞，朱维信没影了！

要犯越狱，堪比天塌。看守所以及公安部队营房都乱成一锅粥，公安部队随即全体出动，会同公安局全城搜索，折腾到天明也没发现逃犯的踪迹——打自今州解放的第一天，城门就日夜开启不再关闭了，朱维信显然已经远走高飞。

刑警对监房进行了勘查，断定朱维信是挖开监房后墙后，游过外面的小河脱逃的。监房的墙壁是砖砌的，砖与砖之间则用混合着糯米浆的黄泥作为黏合剂，没有合适的工具根本别想挖出一个大洞来。从现场情况判断，朱维信做这件事时应该比较从容：他把挖出的砖头一块块铺垫于其睡觉的那个位置，连同衣服枕头脸盆等摆成人形，盖上被子，用以误导半夜巡查的看守员；挖墙洞的工具没有留在现场，无从判断那是什么东西。

监房后墙外有一座二层楼高的岗亭，井少岳查问了看守员打盹儿期间站岗的三个公安部队战士，竟然谁也没有听见动静。分析下来，其原因一是朱维信的动作很稳，没发出过大的声响；其二呢，当晚是大年夜，就算有点儿响动，也被不时爆响的烟花爆竹声给掩盖了。封炳麟和老容随即被限制行动，接受审查，公安部队的那三个战士也进了禁闭室。

往下，就是追捕逃犯了，这是我父亲负责的侦讯科的活儿。可是，当我父亲出现在井少岳面前时，他却不提追逃之事，让我父亲还是继续调查汤宗俊的下落。

后来知道，越狱事件发生之后，军管会苏主任立即来到公安局询问情况。他第一个见到的不是局长井少岳，而是另外两个头头儿——副局长老秦和政委老程。那二位是山东老区来的干部，老区干部一般都比较牛，对井少岳被任命为市公安局局长颇有意见，早就憋着一股劲儿想把井少岳撵走了，这回朱维信脱逃，正好是个机会。可能平时他们就已经在收集材料了，这会儿立即呈给苏主任：昨晚看守所四个值班员中的组长封炳麟，出身资本家（其实豆腐店老板应该算是小业主），由也是资本家出身的侦讯科长孙恩亭反复说情方才得以进入公安局工作。有同志反映，孙恩亭和其父孙景轩解放前跟朱维信走得很近，朱的儿子是孙恩亭的同学，曾拜孙景轩为师学医。而井局长不顾局党委多数成员的反对，力主让孙恩亭负责朱维信专案。在此期间，孙恩亭曾把朱维信带到外面去喝酒吃饭，井少岳还授意看守所卸去了朱维信的镣铐……

苏主任听了这番反映，立刻找井少岳谈话，井少岳只好打消了让我父亲领衔追逃的主意。朱维信脱逃后，今州市公安局、苏南行署公安处、华东公安部都采取了追逃措施，还对看守所内部进行了调查，封炳麟和老容被关押了半年才释放，但朱维信依旧不知所踪。

由于朱维信的脱逃，对汤宗俊、蓝壮壁下落的追查也没有结果，井少岳的压力很大，被今州市委苏书记（即军管会苏主任）、苏南行署公安处黄赤波处长数次当众点名批评。井局长自然恼火，但恼火也没用，这两个案子就悬在那儿了。直到1950年11月，朱维信和汤、蓝两个专案组已经解散，侦讯科突然接到上级转来的一份材料，两个案子才露出冰山一角。

第二十三章“启明星计划”

这是一份我方截获的由台湾“保密局”总部发给代号为3011的潜伏特务的密电，内容是：务须在11月底前执行“启明星计划”中的“今州方案”。

市委社会处、市公安局领导当即举行联席会议，我父亲作为侦讯科长列席。会议决定，立刻组建专案组侦查该案，井少岳任组长，孙恩亭任副组长；由于敌人将在11月底前执行“今州方案”，要求专案组必须在十天内破案。

这是今州市公安局成立以来阵容空前的一个专案组，光侦查员就集中了三十名，全局仅有的两辆小汽车全部归专案组使用，十辆摩托车分了四辆过来，还有若干辆自行车，经费无须审批，需要其他单位协助，只要给市委社会处打个电话就行了。

要在十天之内破获这样一起大案，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可是全组人员信心都很足。命运之神也很眷顾他们，专案组成立当天，井少岳正准备召集侦查员开会分析案情的时候，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接听后，立刻把我父亲叫过来：“恩亭，你赶紧带个同志开车去一趟上海。”

去上海干什么呢？昨天，上海方面破获了一起大案，敌特分子准备在永安公司顶楼的七重天露天花园制造爆炸。被捕的特务供称，这起未遂案件系“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批准的“京沪杭地区系列行动”（这里的“京”，指的是南京）即“启明星计划”中的第一个行动，上海方面随即向苏南行署公安处、浙江省公安厅通报情况，提醒注意防范。苏南行署公安处接到通报，马上联想到了“今州方案”。

赶到上海后，父亲和助手小纪提审了昨天落网的几个特务，为首的行动组长交代，他从台湾潜入大陆前，“保密局”为其饯行，酒席上，一位据称代表局长毛人凤的倪姓特派员曾对他说：“不必担心安全问题，这个系列行动由一位少将级特工专家策划，这位专家早年曾留学德国，专攻刑事侦查专业，在反侦查方面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你尽可放心前往执行使命。”

我父亲寻思，这个什么专家别是朱维信吧？回到今州，他连夜向井少岳汇报。井少岳听着也很兴奋：“既然是朱维信在幕后策划，看来他跟今州这边还是有联系的，我们可以循着这条线索往下查……”说着说着，井局长突然停住话头，狐疑地上下打量我父亲，“恩亭，你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父亲一脸无辜：“我哪有什么主意？”

“呵呵，恩亭啊，我认识你那年，你还在读小学三四年级吧？一源堂、天益馆，咫尺之距，可以说我是看着你小子一天天长大的，你肚子里的蛔虫只怕也认识我老井哩！有什么主意就赶紧说出来，十天期限，我们得分秒必争啊！”

父亲叹了口气：“井局长，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主意，只能算是我的一个思路吧。不是我不想说，我是怕说了反而引火烧身啊！”

井少岳的脸色郑重起来：“此话怎讲？”

“朱维信越狱脱逃，那天当班的封炳麟给关了半年，放出来后打发到食堂去帮厨，到现在也没个说法。把我的这位老同学弄得灰头土脸不说，连辞职离开公安局另找出路的自由也给剥夺了。”

井少岳点点头：“这个情况我知道，我已经在最近的局务会议上说过了，要重新安排小封同志的工作，如果认为他不适合在看守所，也可以让他去派出所嘛。”

“井局长，你难道真的认为朱维信的脱逃是封炳麟的责任？”

“当晚值班的四个人，我都一一问过。小封、老容打盹儿和朱维信脱逃之间确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小封、老容自己也承认。”

“那么，朱维信用来挖墙洞的工具是怎么获得的？难道也是小封、老容提供的？”

“这也是当时调查组的重点调查内容，把小封、老容关押起来，就是为了查清这个情况，不仅是他俩，对看守所包括所长在内的其他人也进行了审查，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说到这里，井少岳不禁摇头，“唉，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其实是打了个败仗啊！”

父亲说：“这个案子，我是另有想法的，本来不想说，一是有点儿拿不准，第二嘛，原因你也知道，这本不是我管的案子，怕有些人说三道四，可能还会连累你井局长。这次去了上海之后，基本认定‘启明星计划’是朱维信在幕后操纵，我的这个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了……”

接下来，父亲就谈了自己的看法——

最初听说越狱事件后，我父亲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封炳麟不可能在值班期间睡觉。封炳麟的性格我父亲很了解，为此，我父母之间还交换了意见——封炳麟也是我母亲的同学。他们两口子的看法差不多，认为封炳麟不是那种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人。况且，他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非常珍惜，他很清楚自己的名额是我父亲费了好大力气帮他争来的，不能弄出什么事故让我父亲难堪。我父亲越想越觉得此事蹊跷，以他的性格，是应该马上提出异议的，可之前的临阵换将（指不让我父亲参与此案的调查）已经引起了他的警惕，加之封炳麟和老容也承认值班时睡觉了，还有关系好的同事悄悄向我父亲透露，调查组的领导曾经提到，“孙恩亭跟封炳麟的关系也要细细查一查”。这么一来，我父亲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对封炳麟的审查结束后，我父亲曾把他请到家里，置酒为他压惊。席间，自然要聊到那桩事儿，他说那天是除夕，他在家里吃年夜饭时喝了半斤黄酒。他的酒量不行，上班后担心打盹儿，而且确实有些口渴，就喝了好几杯茶，可还是没管用，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父亲当时就有些怀疑，封的酒量虽然不咋样，可半斤黄酒应该是放不倒的。

过了两天，我父亲听说同样是刚刚审查完恢复自由的另一看守员老容突发阑尾炎开刀住院，就前往探望。聊起越狱事件，问他那天怎么睡着了，是不是年夜饭喝酒了，老容说他酒精过敏，从来不喝酒，只是嗜烟嗜茶。那天上班后，茶喝了不少，他还记得那天小封也喝了好几杯，一小时里，两人把一热水瓶开水都喝光了。他给外面值班的老丁打电话，让送一瓶开水进来。按规定，在外值班的人员夜间是不能进监区的，他就去监区铁门那里去取。等他拎着一瓶开水回到值班室，小封已经睡着了，睡得很沉，还打起了呼噜。不久，老容也觉得倦意频袭，很快就睡着了。

听到这里，井少岳不由得皱起眉头：“你说的这些情况，调查组的材料中都有啊。”

“有是有，但没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小封、老容以前值夜班从来不打瞌睡，那天为什么都打瞌睡了？如果说小封是因为喝了半斤黄酒，那老容的瞌睡又怎么解释？他没喝酒啊。不但没喝酒，因为晚上要值班，当天下午他还特地睡了三个小时。这种情况下，接班仅仅两个小时，他怎么就睡着了？而且一睡就是几个小时。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疑吗？”

“你是说，这是人为制造的？”井少岳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行了，立即重启调查！”

已经封存了的越狱案材料被连夜调出来，由刚刚成立的专案组侦查员加班阅读。但我父亲申请回避了，因为这些材料里有关于他与封炳麟关系的调查笔录。他刚从上海赶回来，正好可以睡一觉。

一觉醒来，天色已明。下楼来到院子里，井少岳正在练八卦掌。一趟八卦掌打完，他朝我父亲招招手，递过一个信封：“恩亭，你去执行。”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一张由井少岳签发的逮捕证，逮捕对象的姓名是“陶喜仁”。父亲一怔：“井局长，这个任务我不便执行吧……”

陶喜仁是今州本地人，跟父亲已故的岳母（即我的外婆）沾着点儿亲戚关系，管我外婆叫表姨。以前在保安团管理伙食，后来跟便衣队长蓝壮壁闹得不开心，跳槽去了伪警察局，因为会拨拉算盘，就当了会计。解放后，国民党警察局被接管，他虽然符合“没有血债，没有民愤”等旧警察留用条件，但肯定是不能留在财务科了。让他当普通警察吧，他尽管穿了十来年的黑制服，却没接受过一天相关的训练，连枪也没摸过。眼看饭碗要丢了，他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求人。不知怎么想到了我爷爷，他跑到一源堂来苦苦哀求，盯着我爷爷一迭声乱叫“姨夫”（这个称谓是他硬栽到爷爷头上的，他以前管唐四海叫姨夫，寻思爷爷跟唐四海是亲家，也就继续叫姨夫了）。爷爷看他可怜，去跟井少岳说了说，他就被破例留用了。留下来干什么呢？井少岳说去看守所吧，他会财务活儿，就顺带着管管看守所的账目，反正看守所是不设专业会计的。

一次父亲去看守所提审案犯，正巧遇到了陶喜仁。陶这才知道原来我父亲也在公安局工作，还是侦讯科长。此后，他就时不时来一源堂套近乎，不过父亲工作忙，陶登门时基本上是见不着我父亲的。前几天，陶喜仁还来过一源堂，正好父亲在家，他便期期艾艾地提出了一个要求，说他神经衰弱，在看守所上班是三班倒，日夜都睡不好，长此以往会扛不住的，想请我父亲帮忙给他调个部门，还拿出了医生出具的证明。父亲问他想去哪里，他说想去治安科，他打听过了，治安科基本上日班，大约十天轮一个夜班，比看守所好多了。父亲本来不想管这事，可碍着母亲的面子（他管我外婆叫表姨，我母亲算是他远房表妹），只好答应试试。

其实，他属于我外婆上三代的亲戚，也就是“三表”，按照“一表三千里”的民间说法，他跟我母亲的亲戚关系应该超过一万里了。可不管怎么说，也是沾亲带故，公事不可儿戏，该顶真的就要顶真——你不顶真，到时候人家跟你顶真，没准儿就要步封炳麟的后尘了。这时候父亲还不知道逮捕陶喜仁的原因，只是猜测跟昨晚专案组加班查材料有关。所以，父亲向井局长提出了回避申请，顺便说了说陶喜仁想调到治安科的事。

井少岳一听这话，神情顿时严峻：“还有这事？那倒是该仔细考虑考虑了。”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逮捕陶喜仁呢？昨晚，专案组循着我父亲之前向井局长汇报的那个思路（即封炳麟和老容打盹儿前都喝了大量茶水，符合被人投放安眠药的特征），分头查阅朱维信脱逃事件的调查材料，又派车把两个当事人接来当面询问，终于发现了问题——

看守所不为值班警员提供茶叶，他们的茶叶是各自从家里带去的，小封喝绿茶，老容喝红茶；泡茶的开水是接班时上一班留下的，满满一瓶，温度接近沸点，明显是特意为他们打好的。这种情形以往是否有过呢？封、容两人都说从未有过，一般接班时热水瓶都是空的，或者是剩下的小半瓶。

这样，专案组就有理由怀疑是上一班看守员投放了安眠药。一查值班表，上一班是看守组长小康和陶喜仁。小康是河南商丘人，三野某部的班长，为充实地方公安队伍留在今州，到看守所当了组长。专案组认为小康不会涉案，随即去公安局宿舍把小伙子接来问了问，得知值班室的开水一直是陶喜仁打的，至于出事那天晚上交班前陶有没有特地去打过一瓶开水，他就记不起来了。

井少岳认为这个陶喜仁有问题，遂签发了逮捕令。我父亲也有同感，认为陶喜仁可疑，既然是他投放的安眠药，向朱维信提供挖掘工具的多半也是这厮了。本来抓他也没什么，可敌特的“启明星计划”暴露出来之后，陶喜仁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这时候动他，会不会打草惊蛇呢？

父亲把这个想法一说，井少岳认为有理，遂决定不公开抓捕陶喜仁，而是将其秘密传唤到专案组进行讯问。父亲的回避申请被井少岳驳回，而且被指定担任井少岳的助手，两人一同对陶喜仁进行突审。

陶喜仁被押进讯问室，见是井局长主审，当即被吓破了胆，涕泪交加跪地求饶。井少岳说：“陶喜仁啊，以我对你的了解，杀人放火的事你肯定是沾不到边的，大不了是给在押人犯捎件东西而已。你只要老实交代，我可以担保留你一命，说话算数！”

陶喜仁点头如捣蒜，连说“我交代”。他这一开口，我父亲和井少岳皆暗吃一惊！怎么呢？这案子竟然还牵涉到汤宗俊和蓝壮壁！

去年冬至那天，陶喜仁带着全家老少前往西门外五里地的陶家泾老家祭祖。他们是雇了一条乌篷船去的，待到拜祭结束家人一个个上船后，陶喜仁也准备登船，忽然从旁边的树林子里闪出一条彪形大汉，唤声“老陶”，挡住了他的去路。陶喜仁并不认识对方，正要开口询问，对方一把搭在他的肩膀上，他顿觉半身酸麻，反抗不得，被对方连推带扯地进了树林。树林深处，一座倒塌的石兽前站着一个当地农民打扮的男子，头戴一顶罗宋帽，胡子拉碴，满脸麻子。待那麻子一开口，陶喜仁大吃一惊——竟是原保安团便衣队长蓝壮壁！

蓝壮壁吩咐把他挟持来的那个汉子：“你去跟陶先生的家眷说一声，陶先生在这边跟老朋友说几句话，请他们稍等片刻。这一带有点儿荒僻，为了陶先生家眷的安全，你就待在那里保护他们。”

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陶喜仁全家都被蓝壮壁扣下了。

蓝壮壁找陶喜仁，为的是营救朱维信，还说这是汤司令的命令。陶喜仁吓得差点儿尿了裤子：“蓝队长你是知道我的，手无缚鸡之力，在看守所当一个小小的狱卒，哪里有本事救得了朱局长啊！”

“怎样营救，汤司令自有办法，你只要听吩咐就是。放心，到时候照我们说的办，绝对不会连累你。”说着，蓝壮壁掏出一根“小黄鱼”塞到陶喜仁手里，“这是汤司令让我捎给你的，回头救出了朱局长，还有重赏。”

陶喜仁倒也并非贪图钱财，但他知道汤宗俊、蓝壮壁的手段，如若他不答应，全家做鬼可是眨眼间的事，只得点头。这番遭遇，前后不到六七分钟，陶喜仁回到船上，也没跟家人解释什么，更不敢露出心事重重的样子。

之后的日子，陶喜仁白日提心晨昏吊胆，简直是度日如年。一个月过去了，蓝壮壁并未来找他，陶喜仁就起了侥幸之心，祈望汤宗俊已经被人民政府拿下，或者迫于形势放弃了营救朱维信的计划。

回过头来，有必要交代一下汤宗俊、蓝壮壁的情况。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到今州，这两个家伙料想国民党接收今州后不会放过他们，于是连夜结伴潜逃。汤宗俊在上海有一个早年结拜的弟兄杜琨，是太湖湖匪出身，曾经跟汤宗俊一起干过杀人越货的勾当，后来金盆洗手去上海做起了生意，成为法租界小有名气的五金商人。汤宗俊便带着蓝壮壁去投奔这位盟弟，受到了杜琨的热情接待。杜琨建议他们也做五金生意，这行当杜琨比较熟悉，可以帮他们一把。汤、蓝两人就用逃跑时带出来的钱钞开了一家五金商店，汤宗俊是老板，蓝壮壁当账房先生，两人改名换姓，通过杜琨的关系在国民党警察局申报了户口，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滩的合法市民。

抗战胜利后的两年间，国民党今州警察局一直在追缉汤、蓝二人。有一次打听到两人在沪经商，苟霄汉还带人跑到上海调查了一番。但这二位已经改名换姓，汤宗俊故意猛吃猛喝，变成了一个大胖子，蓝壮壁则干脆炒了些黄豆为自己制作了一张大麻脸，苟霄汉在上海调查多时，没能发现他们的踪迹。

1948年初夏，汤宗俊、蓝壮壁双双娶了老婆，置了房产。他们的五金生意做得还不错，尽管国民党方面的形势日益恶化，但他们商量下来，认为即使共产党得了天下，也是允许老百姓经商的，他们应该可以继续混下去。意想不到的是，1948年12月，早已对惩办汉奸不感兴趣的“国防部保密局”不知怎么盯上了他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忽然把这二位一并拿下，他们合伙经营的五金店也被查抄。

两人被押到南京，扔进大牢不理不顾。三个月后，已经迁往广州的“保密局”总部忽然派了个姓马的少将来南京找汤宗俊谈话。马少将说：“以你的汉奸罪行，枪毙几个来回都够了。即便我们把你放出去，共产党也容不得你，这些年你杀了多少共产党？有几颗脑袋也得给砍下来。想活命，那就只有跟我们合作。如今形势于党国大为不利，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最迟一年，我们就会卷土重来，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你汤司令呢，可以作为保密局的地下人员潜伏下来，立功赎罪。待光复之后，不但汉奸罪行一笔勾销，你汤司令还是有功之士，党国不会亏待你的。”

此时汤宗俊别无选择，只有点头的份儿。他又去跟蓝壮壁谈了谈，蓝自然也无异议。当天两人就获得了自由，查抄的五金店发还。“保密局”任命汤宗俊为“保密局京沪杭地区特种行动总队上校总队长”，蓝壮壁则是他手下的少校大队长，随即配发了电台、报务员、武器以及特工器材。为了让汤、蓝应付解放后共产党方面可能进行的核查，“保密局”还修改了他们的户籍档案和工商登记材料，把五金店开张的时间提前到抗战前。

上海解放后，汤宗俊、蓝壮壁潜伏下来继续经商。1949年9月底，汤宗俊接到了来自台湾“保密局”总部的第一个命令：发展成员。两人一番商议后，把之前已经有联系的七八个原太湖湖匪和今州保安团的喽啰发展为潜伏特务。1949年11月中旬，台北来了第二道命令：设法营救朱维信。

汤、蓝首先指派两个特务前往今州刺探情况，得知朱维信被囚于今州市公安局看守所，还弄到了看守所留用旧警察的名单。蓝壮壁一看名单中有陶喜仁的名字，立刻说有办法了，这个姓陶的胆子特别小，当年就是因为我跟他有点儿小矛盾，对他狠了一回，他就吓得跑去警察局干财务了。我们只要对这个人施加点儿压力，他准保乖乖听话。于是，汤、蓝就制订了计划：收买陶喜仁给朱维信捎去挖墙洞的工具，再设法用安眠药迷倒值班看守员，待朱维信越狱后，及时接应。

这样，就有了冬至那天蓝壮壁的今州之行，一番威胁利诱，陶喜仁果然就范。原准备在1950年元旦那天行动，可市面上购买的普通安眠药效果很差，需要在饮水中投放多粒，开水的口感会受到影响，容易暴露。汤宗俊就向台北总部发报求助，台北总部随即设法给他们从海外寄来了特工专用的强效安眠药。挖掘工具倒是好办，五金店里就有。汤宗俊、蓝壮壁决定于除夕晚上行动，因为那天人们都放烟花爆竹，能够掩盖朱维信越狱时发出的声响。

春节前夕，蓝壮壁二赴今州，约见陶喜仁。得知朱维信并未戴镣铐，心里一喜，寻思那就更容易了。于是就向陶喜仁作了如何行动的交代，让陶利用值班之便把挖墙洞的工具给朱维信送去。除夕当晚，陶喜仁在交班前重新打了一瓶开水，在其中投放了强效安眠药。午夜，朱维信成功越狱，蓝壮壁带着两名特务在看守所外面接应，连夜逃离今州，藏匿于上海浦东。

“保密局”对汤宗俊大加赞赏，指令汤宗俊负责朱维信的安全和日常生活，同时命朱维信从反侦查的角度对“保密局”制订的“启明星计划”予以审查、修正，承诺完成使命后派员接应他撤往台湾。朱维信遂躲藏在浦东的密点里，以刑侦专家的视角对一系列破坏计划进行修改和完善。

尽管永安公司爆炸未遂案被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但台湾“保密局”经过审查，认为与朱维信对其进行的修正无关，完全是行动特工的责任，所以，其他计划还要照旧实施。计划中的下一步就是在今州制造爆炸，“保密局”总部要求要有声势，还要有实效——必须冲今州的中共党政军首脑下手，那就只有在今州举行重大活动或者会议时方可实施。汤宗俊再次想到了陶喜仁。共产党搞重大活动也好、会议也好，事先肯定要通知公安局做好安保工作。陶喜仁是警察，具备获得此类消息的条件，不过，在看守所里消息比较闭塞，如果能调到治安科之类的部门就更好了。陶喜仁已经上了贼船，想下也下不来了，只好按照汤宗俊的指令行事，如此，就有了他到一源堂向我父亲提出调往治安科的一幕。

之前汤宗俊与陶喜仁约定，调动部门成功后，找个借口去趟上海，下榻金陵路上的“静仁旅馆”，到时自会有人跟他联系，向他下达新的指令。陶喜仁落网后，表示愿意立功赎罪。井局长随即制订行动方案，于当天傍晚将其释放，次日宣布把他调往治安科。为防止敌特起疑心，同时对五十八名警员的岗位进行了调动。

陶喜仁如约前往上海，今州警方一路秘密跟踪，很快就查摸到了有效线索。次日中午，蓝壮壁前往旅馆与陶喜仁接头时，被侦查员擒获。蓝壮壁被捕后，供出了朱维信、汤宗俊的藏身地，这二人也随即落网。

今州最危险的一伙潜伏敌特被一网打尽，一源堂的故事讲到这里也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读者也许想象得到，如我爷爷和井局长那样的经历（都是长期潜伏的地下工作者，而他们的公开身份，一个是资本家，一个是帮会人士），以及和他们有着密切关系的我父亲，在今后的岁月里必将遇到无数的挑战、考验和磨难，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题记：上世纪三十年代，江南小城今州有一家当地小有名气的中药店“一源堂”，老板孙景轩以行医为掩护，主持着中共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从容周旋于警察局、保安团、日伪特务机关以及豪绅显贵之中，为地下党传递重要情报，转移重要人员。近二十年风风雨雨，今州“城头变幻大王旗”，一源堂也一次次经受考验，不辱使命。长篇纪实小说江南往事，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一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还原一段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的删减版。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