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卷三30：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第三十章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介绍了飞机加大炮的欧洲战场，下面我们要把视线全面转向小米加步枪的东方抗日战场了。1939年到来时，这个战场的根本性变化就是单纯的战略防御阶段结束了，而迎来了关键性的战略相持阶段，这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这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一年多来坚决与侵略者抗争取得的最重大战果。关于战略相持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作出规划，已经明确了未来发展的路径，这是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这是一条完全适合中国人民抗日实际的道路，因其“完全适合”才是“前所未有”。那么战略相持阶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这是一个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依然曲折的阶段，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阶段，这是一个敌人实力相对不足，被迫转入战略保守，残酷压榨占领区的阶段，这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可以大有作为，与敌人做最艰苦长期斗争，改变敌我实力对比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关键性阶段。中国抗战正面战场作用下降，而敌后战场作用上升，这是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性特征，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将逐步承担起抗战之重任，成为抗战之重心，而我们正面战场压力相对减轻了，最艰苦阶段过去了，于是国民党及其军队开始想着干别的事情了。

第一节 日帝战略转变

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首先要“感谢”我们的日帝法西斯被迫做出的战略转变。全面侵华一年多过去了，我们的日帝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感受到的是它的侵略对象“今时不同往日”，昔日任它欺辱，今日却显示出强大的抵抗意志和力量，远超它那狭隘战略思维下的预想；感受到的是自己这点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取胜这场前所未有的全面战争，自己再掠夺，再压榨，再剥削，也无济于事；于是它感受到的是必须全面调整自己的侵华战略了，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了。再不能大规模战略进攻了，再这样进攻下去，前方占得多，后方丢得更多，国力损耗更大，这简直就是“得不偿失”。前方有个战场，后方又出了个战场，这简直是“奇哉怪也”，亘古未有之事。

在介绍徐州会战时，我们曾言日帝内侵华急进强硬派与缓进“温和”派之间争斗激烈，当时以武侵华的强硬派胜出，于是战略进攻继续推进，而此时此刻“温和”派的以“文”侵华赢得侵略诸君们的共识，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不二之选。当然以“文”侵华与以武侵华绝不是“对立”的，而是要在新的侵略形势下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确切一点说，我们的侵华诸君们绝不会做一个消极的战略保守者，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积极的战略保守者，彻底征服中国、完全奴役中华民族、全力称霸世界的目标不变，变的只是方式和手段，只是在以武侵华基础上加大以“文”侵华的力度，让自己的方式和手段与自己那点国力更相“适应”，这就是日帝战略转变的实质所在。好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日帝侵华战略转变究竟是什么货色的东西，具体来说，它大致包括如下几点：

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战争，这是日帝新时期侵华战略的根基所在，一个月、三个月或四个月亡华的呓语早已远去，现在它与其侵略对象的基本战略观点不能不“一致”了。当然，从心底里侵略者想的还是速决，长期这个东西对侵略者来说永远都是个噩梦，它的战略基础、它的思想认识、它的一切的一切原不应有长期的东西。

二、正面战场全面转向政略为主、军事为辅的策略方针，这是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的要义之一。正面战略进攻得不偿失了，不能再随便扩大侵略地盘了，对正面战场的敌人——国民党及其军队要采取新的战略了，充分利用中国反动腐朽势力强大的特点，要从过度消耗国力的以武侵华转向“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以“文”侵华了。然以武侵华虽费钱费力，但干脆直接，取得战果一步到位；以“文”侵华虽省钱省力，但“细工慢活”，能不能取得战果或取得什么战果还不得而知呢。当然我们早已指出，全面侵华之初，日帝本想着“不战而屈人之兵”，武力打击一下国民党政权，它就会乖乖投降，然而它此时已深深地感受到中国不止是国民党的中国，更是人民革命觉醒之中国。

如何以“文”侵华乎？总体来说，无论从当前的构想还是从后来的行动来看，就是对国民党政权展开一场全面政治“围剿”行动，迫使它投降。要利用国际“绥靖”环境，加大力度，外交孤立这个政权；要在占领区建立伪中央政权，收买人心，打压还具有抗日性的蒋介石政权；要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利用其内部抗日派和亲日派的矛盾，利用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人民抗日力量的矛盾，全面瓦解中国抗日统一战线；要在政治、经济、思想、舆论等各个方面打击中国的抗日力量，以更大的力度拉拢和培植汉奸卖国贼势力；与此同时，必要的军事行动还要展开，为以“文”侵华提供武力后盾；而在政治“围剿”的基础上，在减轻正面压力的表象下，向这个政权抛出“橄榄枝”，并最终将其收入囊中。那么，面对日帝的以“文”侵华，国民党政权将作何反映？毫无疑问，本就腐朽反动的它当然是不能不动摇，不能不心动了。我们将会看到，响应日帝以“文”侵华，这个政权一改之前还算积极的抗战路线，全面向腐朽反动本质回归，汉奸卖国贼大量涌现，这是全面侵华战争在战略相持阶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要把军事打击的重心转向后方的抗日游击行动，侵华日军要把巩固占领区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固定配备充分的兵力”。看来，侵华行动依然是一项费钱费力的活，只不过换了方向，从正面转向了后方。是啊，如果再不转兵后方，它夺得的侵略成果就岌岌可危了。从扩张侵略成果转向巩固侵略成果，这是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保守的要义所在。我们之前已经说了，两个战场它只能顾一个，扩张于前就不能巩固于后，巩固于后就不能扩张于前。而巩固侵略成果不同于扩张侵略成果，更是一个“细工慢活”，更是一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侵略的“综合工程”，因为这不止是一场与军队为敌的战争，更是一场与人民为敌的战争。事实上，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它也逐渐认识到相对于那个正面战场，这个后方战场才是更让它饶头的，是它侵华道路上真正的“难点”，因为中国抗日最硬的骨头就在这里。啃这块硬骨头是全面侵华战争在战略相持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时，日军侵华兵力（不含驻伪满兵力，下同）为24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1个骑兵集团（2个旅）、1个支队。其中华中派遣军13个师团、1个支队，华南21军3个师团，华北方面军8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到1939年底侵华日军基本完成了巩固侵略成果的新部署，此时其兵力变化主要是独立混成旅增加到20个，这些军队分成了四大战略集团：华北方面军再次成了它最大战略集团，辖9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骑兵集团，其主要任务就是与后方抗日力量打一场“华北治安战”；其第二大战略集团就是部署在华中武汉地区的11军，辖7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其任务依然是与正面国军作战，以攻势防御保守占领区并从军事上配合其以“文”侵华行动，当然伴随着后方抗日游击力量的出现，也出现了“治安战”的成分；其第三大战略集团就是13军，它部署在以京沪杭为重心的华东地区，辖4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其越来越重要的任务也是巩固侵略成果的“治安战”；其最后一个侵略集团就是华南21军，辖4个师团和2个独立混成旅，主要任务是切断中国的对外输送通道，同华中占领区一样，“治安战”成分也慢慢出现了。上述兵力再加上侵华海空等部，合计85万人。另外，1939年9月，日军大本营正式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辖侵华一切军事和政治力量，特别是促进以“文”侵华工作，正如《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所言，“适应将要诞生的汪兆铭新政权，特别是为了促进对重庆的工作”，这个派遣军司令部的成立是“文”的意义大于武的意义。

四、全面彻底贯彻“以战养战”和“以华制华”方针，这是战略保守阶段的必然结果。对正面的以“文”侵华必然会引致出“以华制华”的更大成果，必然会有更多的汉奸卖国贼势力可供使唤。而巩固侵略成果——与人民为敌的战争——更加需要“以华制华”，更加需要汉奸卖国贼势力，更加需要腐朽反动势力协助它镇压中国抗日进步力量。这一时期日帝“以华制华”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找到心仪的汉奸首脑人物——汪精卫。众所周知，武汉会战以前，日寇在其占领区设置了两个伪中央政权，即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南京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9年汪精卫叛国而来后，日帝迅速促进南北两个伪中央合流，表面上组成了南京汪伪中央政府。至于“以战养战”方面，日帝自然是要加大力度掠夺压榨被侵略者，以维持其长期战争。另外，掠夺中有一些“新意”出现，即要求侵华日军建立所谓的长期自给体系，以减少对本土战争资源的依赖，从而减少国力消耗，尽量依靠被侵略者的资源达到巩固侵略成果的目的。日帝统帅部要求侵华日军既要搞“治安”，也要搞“建设”，要“开源节流”，“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这样才能应对持久不息的巩固侵略成果之战。

以上就是日帝战略转变诸点，这些东西显然在告诉我们，日帝虽然停止了战略进攻，无力扩大占领区，但它依然是一个积极的侵略者，它要把更深重的灾难带给被侵略者，它将更巧妙、更残酷地对付被侵略者，被侵略者的日子不会更轻松，只会更艰难，并最终达到艰难的高峰。当然，给侵略者制造更深重灾难，侵略者自己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同样只会更艰难，它想着省钱省力，其结果却是耗尽一切，走向崩溃。

第二节 共产党的抗战方略

在抗日战争发生战略转变之即，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并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全会形成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报告和决议案总结了过去，分析了当前，展望了未来，再次给出了中国抗战的正确方向：迎接并全面部署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党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寇的进攻即使尚有余威，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是必然的，中国抗日力量要努力加速并主动迎接这一阶段的到来。在抗日战争即将过去的第一阶段，我们与敌人打了一场又一场大会战，我们丢失了许多国土，我们遭遇了巨大损失，也给敌人造成了很大损失，从而迎来了战略相持阶段。但中国抗战胜负之关键不取决于第一阶段的轰轰烈烈，大起大落，而取决于第二阶段的持久坚持，抗争不已。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抗战之枢纽，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东西，是中国抗日力量面对帝国主义强敌的必然选择，是一个只要抗日力量不断追求革命进步，不断增强信心和力量，就能改变敌我实力对比，最终赢得胜利的阶段。

是的，经过前一阶段的战略进攻，敌人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并利用自己的胜利，依靠被侵略者的腐朽反动势力，扩大抗日营垒内部的投降妥协氛围，于是可供它利用、掠夺和压榨的东西似乎多了，但是它得到的绝不能补偿它损失的。因为它无知于此时被侵略者是一个正在追求革命进步并将自己的抗日伟业建立在革命进步基础上的民族，这个民族正在也能够克服自己的腐朽反动和投降妥协，正在也终将凝聚起自己一切抗日的意志和力量。它的反抗将是持续不断、日益增强的，将使侵略者无力巩固其掠夺成果，将使侵略者野蛮而低效的掠夺和压榨无力满足战争的欲壑难填。在接下来的战略相持阶段，被侵略者在侵略者的掠夺、压榨和打击下将更加艰难，也会更加进步，它的进步必将克服它的艰难，而迎来最终的胜利。

是的，侵略者在它的战略进攻中赢得了一场又一场军事胜利，而这又能如何？被侵略者前后两个战场正在加大它占地甚广和兵力不足的矛盾，加大它实力不济与侵略野心庞大的矛盾，而被侵略者地广物博人众之客观优势正在日益显现。它确乎占领了被侵略者的大批城市，但是城市不是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经济重心，落后的被侵略者反而可以扬长避短，依托广大的农村反击侵略者的城市。被侵略者确乎跟侵略者打不起正规战，但却在游击战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又找到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在接下来的战略相持阶段，大城市的正规战将陷入沉寂，广大农村的游击战将更大规模地展开起来，在前者里，侵略者大约还能得意一时，在后者里，留给它的只能是无穷的噩梦。

是的，此时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有利于侵略者不利于被侵略者的，列强们对日帝侵略或“绥靖”纵容，或“中立”观望，或继续大发战争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和日帝的矛盾消弭了。恰恰相反，法西斯的威胁只会加剧，矛盾只待加强，对抗终将由暗流涌动变为明火执仗。而我们更要看到，中国抗战从来不是孤立的，有“绥靖”派恶化它的外部环境，更有世界正义力量改善这一环境。法西斯暂时得势，但这丝毫不能覆灭这样一个世界人民觉醒和革命进步的时代，恰恰相反，法西斯战争得势只会加速这一觉醒进程，只会激起更大的革命进步。在接下来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暂时还会不利，但终将会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并最终达到极其有利。

抗战之进程正在按照《论持久战》指明的方向如火如荼地展开着，前途是光明的，胜利终将属于正义的被侵略者，但是同时我们更要认识到道路是极端曲折的。这一极端曲折不止是敌人给我们造成的——敌人必然如此，必然千方百计增加我们的艰难困苦，同时也是我们自身不足给自己造成的。国民党政权虽表现出抗日进步倾向，但仍有腐朽反动之巨大障碍物横亘在其抗日道路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抗日的重压下虽在改变，但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仍不能适应抗日进步之要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已存在，但没有明确进步之纲领，没有具体合理之组织形式，因而也就没有实质性的巩固和加强；看到日帝占据我们大片山河，给予我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打击和苦难，腐朽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响应”日帝之以“文”侵华，投降妥协的声音在抬头，悲观失望的情绪在生长；这一切都是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性的“难点和重点”。

这些“难点和重点”抗战以来就存在着，就困扰着抗战的发展进步，阻扰着抗战之最终胜利。而战略相持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继续克服这些“难点和重点”，推动中华民族的革命进步，推动它巩固和发展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它进一步发动起人民群众之伟大力量，真正增强打败侵略者的信心和力量，争取中国抗战之光明前景。为此，毛泽东向中国抗日力量发出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的号召；发出了“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的号召；发出了“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的号召；发出了拥护国民政府之抗日进步，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发出了抗日各派别间本着“公平合理互助互让之精神”，减少磨擦，减少意见分歧，警惕敌人和汉奸亲日派挑拨离间的号召；发出了必须革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号召，必须实行抗日之民主自由、经济解放、文化进步的号召，必须舒民困，解民忧，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抗日事业积极性的号召；发出了力争国际援助，争取国际正义力量同情，建立反侵略国际统一战线的号召。

而这一系列号召最终归结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向中国抗日力量提出了这条统一战线长期坚守的问题。这条统一战线本质上是中国抗日各派别各阶级的合作，而“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中国抗日力量要想坚守住这条统一战线，就必须奉行各派别各阶级间的“互助互让政策”，就必须确立一种各派别各阶级共同组织、平等参与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就必须建立一个给抗日各阶级以民主的，“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民主共和国政权。有了这样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和政权，中国抗日力量就能更好地把上述号召落到实处，克服抗日战争之“难点和重点”，渡过战略相持之难关，增强自身之力量，改变敌我之实力对比，而最终赢得战争。

以上就是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方略，是抗日之真正革命进步的方略。这一方略也不是此时才有，在抗战前一阶段，共产党就向国民党当权者大声疾呼，要求它在全国范围内贯彻落实这些主张。国民党当权者在前一阶段抗战中表现尚可，共产党和各抗日力量自然期望它能继续如此，能让这些革命进步的主张在更加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得以贯彻，以确保中国抗战能持久坚守下去并赢得胜利。然而，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它开始全面回归其腐朽反动本质，它非但不贯彻这些主张，还反对共产党贯彻这些主张，它所掀起的反共逆流、所展开的对抗日进步力量的镇压曾一度打破坚持抗战之底线。当然，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虽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对和遏制，但却是战略相持阶段推动中国人民抗战觉醒和确保中华民族坚守抗战底线的有力武器，而它全面贯彻于敌后根据地，造就了一块又一块中国抗战之模范区，使之成为中国抗战之中流砥柱和中国革命之希望所在。在战略相持的艰难困苦中，共产党的抗战方略是敌后战场得以坚守，得以壮大并最终赢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在明确抗战大方略的同时，如何推进敌后抗战的发展，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重中之重，是它的真正“主业”。六中全会就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敌后战场的发展也做出了明确部署，首先，它要求全党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和战区，并把巩固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为党的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敌人的战略要转变了，正面战场的重要性下降了，敌后战场的重要性将要上升，它将迎来敌人大规模残酷的“治安战”，将出现非常艰苦的局面，共产党必须做好准备坚决应对这一局面的到来。

迎接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就下一步敌后游击战争的方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最终明确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基本方针。华北属于游击战争充分发展起来的地区，当前任务是巩固这一成果，应对即将来临的敌人残酷进攻；而华中华南属于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的地区，当前任务是迅速发展扩大，“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

总结上一阶段经验，就今后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即必须在敌后一切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必须最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必须派出一部正规军为骨干发展游击战争，必须实行正规军与脱产和不脱产的游击队相结合的敌后武装力量组织形式，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必须实行正确的军事政治制度，必须实行后方接济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敌后武装军火补给制度，必须重新划分敌后作战区域和行政区域，等等。这些措施对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敌后战场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时，如何继续发挥共产党先锋模范作用，以自己的先进性领导这场战争，无疑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六中全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在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同时，毛泽东着重指出了当前党内右倾思想有所抬头的问题。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关系，论述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分析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有力地确保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乃至整个抗战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观察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防止“左”或右的错误上又迈进了一步。事实上，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在接下来的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复杂局面，闯过一道又一道难关，而迎来抗战之最终胜利，战略相持阶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重要阶段。

第三节 国民党的抗战策略

下面我们再看看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国民党抗战策略的转变。毫无疑问，武汉会战结束之时，国民党诸君也感受到了形势的变化，也在考虑着自己的未来走向，为此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之，其中重要的两次会议当属南岳军事会议和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1938年11月25日－28日，国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会议，着重从军事上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前形势，确定了今后方针，并相应地调整了部署。在此次会议上，蒋介石也对抗战全过程划分了阶段，整个抗战以武汉会战为界被分为两个时期。武汉会战及其以前的抗战第一时期已经过去了，蒋介石也给出了国军这一期抗战的盖棺定论，蒋委员长旨在向我们展现这样一幅国军抗战图景，即国军之丧师失地，并非是它消极被动作战的结果，恰恰是它“立于主动”的结果，它“看清”了敌强我弱之现实，它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它对部队“作机动的使用，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它“以逸待劳，步步致敌，而不为敌人所致”，最终把敌人引到了长江流域这个“有利于我军决战的地域”，“而完成我们最后胜利的布置”，“今后我们就可以乘此势力来达成第二期抗战的任务”。总之，蒋委员长旨在告诉我们，第一期抗战国军虽败犹胜，而敌军虽胜犹败。看来，蒋委员长和他的国军丝毫不想作痛彻心扉的改变，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马后炮”东西来自我安慰。

蒋委员长断言，经过第一期抗战，敌人兵力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现有部队则随战区扩大而力量分散，疲敝不堪，因此，“无论他在形式上是如何获得胜利，他这种胜利，亦已到了最高限度，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敌人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一天的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而国军过去虽然遭受了挫失，但“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实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于是，国军第二期抗战就是一个“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

蒋委员长的这些说法不无正确之处，但是我们感觉好像缺点什么，缺了一种积极主动认识事物之理，缺了一种对战略相持敌我之势全面深入的判断，缺了一种对中国抗战艰苦困难的深刻认识，只是作了一种轻描淡写的、浮于表面的判断，并且这些说法有一种大灾大难已过，可以坐等胜利的意味。

基于蒋介石的一系列判断和论述，军事委员会策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是将国军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一部兵力在正面战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一部兵力深入敌后，“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最后一部兵力就是到后方修养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应该说，尽管蒋委员长的判断和论述有不正确之处，军委会的这个方针却是符合战略相持阶段要求的，兼顾了当前和长远，突出了攻势防御的思想，并吸收了共产党的一些正确主张，强调游击战的重要性。但是好的方针还要获得好的贯彻，军委会出台了不好方针，而真正获得好的贯彻的迄今没有。于是，在接下来的战略相持阶段贯彻这一抗日方针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国军部队很快成为与共产党人民抗日武装搞磨擦的主力；而连续发动有限攻势的规定在1939年搞一下后也很快被消极应付所取代；整训部队日后则成了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代名词。

另外此次会议还调整了部署，重划了战区，我们按正面战线从西北向东南依次对这些战区介绍如下：第八战区防御包头前线，辖区为甘宁青绥四省，兵力为10个师，13个旅；第二战区辖区为山西敌占区和陕北（含陕甘宁边区），兵力为37个师，17个步兵旅；第一战区辖区主要为黄泛区以西的河南，兵力为13个师，2个旅；第五战区辖区为鄂北、皖西、豫南，兵力为35个师，1个旅；第九战区辖区为赣西北、鄂南及湖南，兵力为52个师，这样武汉外围的五、九两战区合计兵力为87个师，1个旅；第三战区辖区为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兵力为22个师，2个旅。

除了上述沿正面战线的战区外，还有防御广州前线的第四战区，辖区为两广，兵力为18个师，2个旅；位于陕西南部的第十战区，兵力为10个师，2个旅。此外，在敌后新设立两个战区：鲁苏战区兵力为7个步兵师，冀察战区兵力为6个师。还有23个师归军事委员会直辖；9个师和1个旅担任大后方川康滇地区的警备。此时国军总兵力为242个师，40个旅。

如果说南岳会议表面上还是倡言抗日的，那么五届五中全会的心思就不纯了。此次会议召开于1939年1月21-31日，内容较南岳会议广泛，不但有军事，还涉及第二期抗战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各个方面，其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抗战和党务两个方面。在抗战方面上，此次会议再次表达了抗战到底，不屈服于日寇的决心，蒋介石还发表了《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的开幕词，这些主张和观点算是对当时日帝以“文”侵华行动的回击，尽管会议还是出现了“妄想妥协”“希求侥幸的和平”“讲和的条件”之类的东西。

心思不纯就出现在党务问题上。此次会议讨论的党务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全面抗战以来国民党威信下降、统治根基不稳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显然不言自明的，全面抗战一起，人民更大更深觉醒，要求国民党改变其反动之根的声音自然高涨起来，而它拒绝这样做。于是它看到了革命进步力量的迅速壮大，看到了共产党和人民抗日武装的“坐大”，看到“近来抗战形势日趋有利，国家危险已经过去，本党的使命将日益艰巨”，它担心抗日胜利之时就是“党国”消亡之日。它要“树立党基，巩固党基”，它要把“重整党务，恢复党誉，以巩固本党的基础”作为“本届大会最大的任务。”

于是问题就来了：它重振“党国”靠的不是革新自己，改变自己，赢得民心，而是限制人民觉醒，打压革命进步力量，“限共、防共、溶共”。于是，不好苗头就这样产生了，并在1939-1940年战略相持的最初阶段就不断壮大，并发展为“党国”为了“树立党基，巩固党基”而向共产党人民抗日力量大打出手，而最终确定了“党国”在战略相持阶段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个主题。这个不好苗头，这个党与国的矛盾不是什么新东西，它无非反映的是腐朽反动势力的利益与中华民族抗战的革命进步利益是相背离的，反映的是中国抗战终将是在复杂尖锐的阶级对立下进行的一场战争，顽固透顶的腐朽反动势力有让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沆瀣一气的倾向，这就考验抗战革命进步力量是否有智慧和能力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战争各方的设想和意图，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就要全面展开这一时期各方的具体行动。既然日帝将其行动分为“文”武两个方面，我们接下来的介绍也不能不如此，也要按照“文”武两条路线展开，正面战场以“文”为主，敌后战场以武为主，当然“文”中也少不了武，武中也需要“文”，“文”武双全从来是真正的侵华图景。

至于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的国际环境，整体来说，继续或者说更加不利于被侵略者，不管是“绥靖”纵容，还是“中立”观望，抑或继续大发战争财，一度都呈现出力度加大的态势，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帝国主义不为弱者主持公道之本质，也有日帝加大力度外交上孤立被侵略者以及欧战爆发造成的影响。对于国际环境，我们接下来将作为以“文”侵华的一部分予以具体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