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中共在台湾的大叛徒，生活腐败，引诱14岁小姨子为情妇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点击右上方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希望能给您带来舒适的阅读体验。

“我想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给我买波丽露餐厅的西冷牛排。”

多年以后，当台湾特务头子谷正文撰写回忆录时，总能想起审问蔡孝乾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谷正文还是没法接受这种话能从台共最高领导人口中说出，更没想到令保密局如临大敌的台共，居然如此羸弱不堪。

在进一步调查中，保密局还得知，在台共成员小心翼翼、清贫度日时，作为台共领导人的蔡孝乾居然使用大笔经费用于个人享受，出入高端场所。

更令人不齿的是，他居然还与年仅14岁的妻妹变为自己的情妇，可谓生活作风极度腐化。

如此腐化堕落的蔡孝乾为何能成为台共最高领导人？面对保密局软硬兼施地攻势，他又会作何反应？

蔡孝乾

革命的起点

1908年，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县花坛乡。

蔡孝乾的少年时代，被台湾的日据时期完全笼罩，彼时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据宝岛台湾后，在当地推行“皇民化政策”，即在教育、图书出版、生活习惯等方面全盘日化。

在这种条件下，1914年，6岁的蔡孝乾进入台湾彰化公学校读书，学校里教授的所谓“国语”其实便是日语，而原先的中国教师都被日本人所代替。

饶是如此，在父辈的教导下，蔡孝乾并没有被同化为所谓的天皇子民，反而对海峡对岸那个学校中无须讲日语，日本人无法作威作福的世界心生向往。

台湾皇民化运动

1922年，蔡孝乾从彰化公学校毕业后，又留校任教一年，期间他被上海大学的招生简章所吸引，于是，蔡孝乾于1924年春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而他的人生，也在前往上海求学的那一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彼时的上海大学可谓无产阶级革命者云集，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皆于此担任教员，而上海大学最初的办学宗旨，正是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人才，为中国革命输送新鲜血液。

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蔡孝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并没有就此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孝乾另有任务。

1926年7月，经过两年的游学，蔡孝乾与同伴们带着马克思主义回到台湾，并在岛内积极宣传革命，组织学生运动，作为岛内共产主义的先行者，蔡孝乾成为了台湾左翼力量的领袖之一，并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联系密切。

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成立，蔡孝乾当选台共中央常委，负责宣传工作，从那时起，蔡孝乾在台共中的领导地位就已经确立。

或许任谁都没有想到，当时在宣誓时那个热忱坚毅的青年，在多年后居然亲手将自己创立的组织推向深渊。

台共成立后，蔡孝乾等人再度回到台湾，并在日共的协助下继续组织共产主义运动，不过，对于当时深陷军国主义的日本乃至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共产主义就如同挥之不去的红色幽灵，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面对日本警察的全面围剿，蔡孝乾等人不得不于1928年8月乘船离开台湾，来到福建漳州一带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内在两次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因此对于蔡孝乾这类曾在上海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干部培训的人才非常渴求。

罗荣桓

在中央苏区的多次邀请下，蔡孝乾进入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并接手了当时罗荣桓主编的《红色战士报》。

进入苏区工作，对于蔡孝乾的革命生涯来说是一次蜕变，虽说蔡孝乾是担任文职，几乎不需要到前线作战，但在苏区，蔡孝乾真正意识到革命并非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另一个阶级。

正如许多年后蔡孝乾在回忆录中叙述的那样：“红军占领漳州，带给我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是属于实际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属于意识观念方面的。从那天起，我就成为所谓‘红色战士’的一员了。”

不仅如此，蔡孝乾还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跟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目睹红军渡湘江时的壮烈，并凭借惊人的意志成功抵达陕北，成为唯一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台共干部。

在这期间，蔡孝乾与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在内的多位中央领导人产生联系，培养出深厚的革命友谊，得到了无数同志的赞誉和认可，这也在后来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可正因如此，后来他的变节，他的堕落，才显得更加可憎。

回台后的奢靡生活

二战结束后，台湾重新划归版图，而台共的工作则转由中共指挥负责。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短暂和平，随着国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而宣告结束，解放战争全面打响，蔡孝乾则在中央指示下离开延安。

于1946年7月回到台湾，全面主持台湾省工委的工作，台湾地下党开始运作，这标志昔日独立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台湾共运正式被划入中国革命的框架，成为解放战争的一部分。

如今我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蔡孝乾此行可谓是深入龙潭虎穴，因为谁也没能想到，我军仅仅用三年的时间便将美国大力扶持的蒋介石政府击溃。

更无法提前三年预知，蒋介石会带领残兵败将退居台湾，此后困守宝岛直至今日，但在当时，无论是蔡孝乾还是台工委的成员，都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从现在可以搜寻到的资料中不难看出，台工委的成员在解放战争末期秉持着盲目乐观的态度。

比如在1949年12月发布的指示中就表示：“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为期是不远的。”

再看看当时的蔡孝乾，在回到台湾后，他大肆对外宣传自己台工委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拿着组织发放的活动资金吃喝嫖赌，每日的吃穿用度都要提到最高标准，把台北的高档餐厅当作自己的指定食堂。

这还不算完，在外界花天酒地后，蔡孝乾染上了花花公子的习性，盯上自己年仅14岁的妻妹马雯娟。

当时马雯娟为求学借助在姐姐家，青春靓丽的马雯娟令蔡孝乾色心大作，于是他天天带着马雯娟出入高端场所，用纸醉金迷的生活将马雯娟腐化，令她心甘情愿成为自己的情妇，背着自己的姐姐，与姐夫偷情。

这一幕幕其实都被台工委的部分高层看在眼中，但由于当时组织发展处于上升期，这些私生活问题也就被掩盖过去，可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作为台工委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生活作风问题终究还是成为组织覆灭的伏笔。

落网与变节

1949年底，随着解放战争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全面向宝岛台湾转移，“国防部总政治部”在台湾成立，台工委眼中一片大好的局势开始急转直下。

在台湾军警联动下，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其中，“光明报事件”成为台湾共运的一大转折点。

1949年7月，一份名为《光明报》的刊物被放在主席陈诚的办公桌，随后又被转交至蒋介石处，这份刊物的出现，代表着一个运转流畅共产党组织，已经出现在蒋介石政府最后的堡垒——台湾。

蒋介石自然对此事大为恼怒，下令台湾方面立刻彻查此事。

钟浩东

在一番追查后，保密局得知这份刊物来自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之手，而钟浩东还有另一层身份，那便是台共基隆工委书记。

身份暴露的钟浩东迅速被捕，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对他刑讯逼供，可钟浩东却以惊人的意志扛下了一切皮肉之苦，准备慷慨就义。

兴许是在严刑拷打令钟浩东意识模糊，在他濒临崩溃之际，他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老郑怎么样？”

虽然钟浩东并没有透露老郑是何许人也，但谷正文却断定，“老郑”的身份并不一般，于是他循着有限的线索，又将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抓获，并从陈泽民口中得知老郑住址。

谷正文

此后几经辗转，泄露踪迹的“老郑”虽然有心躲藏，但终究还是被保密局逮捕，而这个“老郑”并非别人，正是蔡孝乾。

最初，谷正文认为蔡孝乾“党龄很深，党性很强”，很难令他松口，但没想到仅仅只是将蔡孝乾关了一个星期，他便吵着要吃牛排，并为了牛排表示愿意带谷正文找一处共产党据点。

这一幕的发生，就连从事特务工作数十载的谷正文，都始料未及。

因此，尽管蔡孝乾在带路期间择机逃跑，谷正文也毫不在意，因为他知道，贪图享受的蔡孝乾势必会再度露出马脚，他也不介意上演一出“七擒孟获”。

谷正文

果不其然，几个月后，带着妻妹藏在嘉义农村的蔡孝乾，为了到镇上吃一顿西餐，被前来搜寻的特务抓捕，而这一次蔡孝乾想都没有想直接叛变，向保密局交代所有地下组织的明细。

而蔡孝乾则靠着出卖同志，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在保密局等部门任职，最终于1982年病逝台北，结束了他寡廉鲜耻的一生。

蔡孝乾的品行，就连被称为“活阎王”的特务头子谷正文都颇为不齿，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谷正文如此评价道：“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满。”

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堕落为欲望的奴隶，蔡孝乾的名字将永远被刻在耻辱柱上，为后人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