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丁于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现任哈佛大学Henry Lee经济学讲席教授，也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首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戈尔丁曾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NBER性别与经济小组的共同主任。

哈佛大学官网称，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和劳动力经济学家，戈尔丁擅长通过历史的镜头探讨当前关注的问题的根源，其研究领域涵盖女性劳动力市场、收入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等。

在哈佛大学的第一年，戈尔丁的学生打算讨论他们对事业和家庭的渴望，对于学生的提问，1992年，她写了《百年回首：大学对美国女性生活的意义》。几年后，戈尔丁对此文进行扩展，于是有了《事业与家庭：女性大学生回望录》，这两篇论文是其代表作《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书的基础。此外，戈尔丁还曾写过《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的经济史》、《女性延长工作年限：老龄化时代的就业增加》（与L. Katz合著）。

戈尔丁称，几十年来，她从未放弃过探索性别话题的兴趣，特别是避孕药的力量、成为社会信号的姓氏变更、歧视的理论、男女同校的历史以及“无声的革命。”2014年，戈尔丁在美国经济学年会发表演讲“性别大融合：最后的篇章”，阐述了过去一个世纪女性取得的巨大进步，并提出实现性别平等必须采取的其他步骤。

戈尔丁获奖运也非常不错。2016年，戈尔丁获得IZA劳动经济学奖；2009年，为表彰戈尔丁对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终身贡献，她被授予迈因塞奖。2019年，戈尔丁获得BBVA知识前沿奖，2020年获得内梅尔经济学奖。2020年，因对“劳动经济学的贡献，尤其是对女性和性别收入差距的分析”，戈尔丁荣获科睿唯安“引文桂冠奖”。

“收集了200多年的数据，对档案进行了深入研究”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基于诺贝尔先生的原始遗嘱设立的，而是由瑞典国家银行在1968年设立的，被认为是诺奖系列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妨碍其奖项的含金量。事实上，戈尔丁获奖并非“爆冷”，早在十几年前，戈尔丁就被视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潜在获奖者。

整体来看，戈尔丁“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了变化的原因以及剩余性别差距的主要来源。这项研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性别差异提供了重要的见解。”诺贝尔奖官方称。

诺贝尔奖官方表示，戈尔丁“收集了200多年的数据，对档案进行了深入研究，使她能够展示性别差异在收入和就业率方面的变化以及背后的原因。”戈尔丁在接听诺贝尔奖官方的电话中称，虽然这是一件“脏活儿、累活儿”，但成为侦探意味着带着问题寻遍答案，并且侦探往往相信一定能够有办法找到答案。

“女性的选择通常受到婚姻和对家庭的责任的限制，这是她的分析和解释模型的核心。”诺贝尔奖官方总结道，并展示了戈尔丁研究的几大亮点：

一、从历史上看，大部分性别薪资差距可以解释为由于教育和职业选择的不同导致的。然而，戈尔丁的研究表明，现在薪资差距的大部分在于同一职业中的男性和女性之间，这大多发生在第一个孩子出生时。

戈尔丁是运用纵向数据追踪个人长期生活和收入信息得出上述结论的，书中关于这一点的原话是“ 刚毕业的大学生男性和女性站在同一起跑线，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学毕业大约10年之后，男性和女性的收入差异才变得明显。他们开始在不同的市场领域为不同的企业工作。毫不意外，这一变化通常始于孩子出生的一两年后，并且几乎总是对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而性别收入差距也在婚后逐渐扩大。”

（随着时间变化，男女的收入情况，来源：诺贝尔奖官方账号）

二、尽管二十世纪现代化、经济增长和就业女性比例在增加，但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薪资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缩小。戈尔丁认为，部分原因是年轻女性基于前几代人经验做出的决策，比如她们的母亲在孩子长大后才重返工作（她们也可能效仿），这会影响女性一生的职业机会。

三、在二十世纪，女性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尤其在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女性的教育水平现在大大高于男性。戈尔丁证明，避孕药的普及在加速这一革命性变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它为女性的职业规划提供了新的机会。

（已婚妇女的工作情况，来源：诺贝尔奖官方账号）

“女性一直在逆流而上，对抗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

在《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一书中，戈尔丁按照“家庭”和“职业”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将不同年代拥有本科学历的女性分为五组，以案例和数据的形式深入研究了每代人取得的进步，以及数百年以来性别规范和职场结构的演变。

（五组女性，来源：《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书中，戈尔丁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这些群体各具特色，但每个群体都向下一个群体传递了寓意深长的“接力棒”。

接力棒的正面激励作用是，下一组女性会从上一组中吸取优点。譬如第五组女性显著受益于第四组的先锋女性，她们大批涌入法律、管理、学术、医学等行业；接力棒还有警戒作用，比如第五组女性从第四组女性的经历中明白，太过推迟生育是有代价的；第四组女性则从第三组女性的经验中知道，重返劳动力市场困难重重。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丁还提到“女性一直在逆流而上，她们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对抗普遍存在的收入不平等”“没有人能意识到公平竞争环境最后的障碍是什么：我们的工作结构和我们的照看机制（照看、照顾孩子）。”

戈尔丁将性别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贪婪的工作”，即时间灵活性很低的工作，比如律师、医生等专业人士，或管理人员经常要加班或随时待命。“贪婪的工作”意味着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夫妻公平被抛弃，随之迎来性别不平等，即我们一般会把更多的育儿责任交给母亲，把更多家庭照护责任交给成年女儿。

（贪婪的职位和灵活的职位，来源：《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

注：假设一个工作安排灵活，不管员工每周工作多少小时，时薪都一样；另一职位灵活性很低，工作时间越长，时薪就越高。菱形（贪婪职位）和圆点（灵活职位）之间的差异代表不选择贪婪职位的员工每周要放弃的 。

如何改变制度以实现更大的性别平等和夫妻公平？戈尔丁认为，要从改变贪婪工作和灵活工作的基本框架入手，即答案是必须要改变工作结构，比如推广居家办公，让灵活的职位更加丰富、生产效率更高等。

戈尔丁的研究成果并非开天辟地，甚至看起来有些平平无奇，但这正是百年来被忽略的，需要我们“了解”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说：“了解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对社会很重要。由于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对未来可能需要消除的潜在因素和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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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黎雨桐 实习生 肖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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